一晃一月已经过了大半，这些天林朝阳又陆续收到了两份稿费单。
一份是《燕京文艺》发表《天下第一楼》剧本的270块钱稿费，另一份则是《收获》寄来的，是他写的那篇中篇的稿费，李小琳当时承诺按照稿酬新规给他稿费，她没有食言，这次的稿费达到了1210块钱之多。
陶玉书高高兴兴的收下了钱，细细一算，两人的积蓄已经超过了4100块钱。
她把目光投向专注写作的男人身上，眼中闪着期盼的神采。
“大功告成！”
陶玉书愣神的功夫，林朝阳把钢笔一扔，向椅背上一靠，高呼了一声。
“写完了？”
“嗯。”
林朝阳伸了个懒腰，站起了身，陶玉书上前去抓起稿纸，仔细的看去。
林朝阳的这部新陶玉书是从头跟读到尾的，因为她生怕丈夫为了赚钱而写出急于求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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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么些天时间下来，她对新的质量已经有了很大的信心，这绝不是一部为了圈钱而写的敷衍之作，而是在写一种很新的东西。
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缘起是白话文体的流行，其根基并非出自中国传统文学，而是来自于西方文学。
传统的西方要求临摹自然，如实的反映人生。
作家在作品中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以一系列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的故事情节作为发展的线索，它可能是单线结构，也可能是双线或多线，最后由家把各条线索汇总形成一个结局。
在19世纪后期，这种传统式的开始发生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亨利·詹姆斯等诸多作家开始在叙事角度上推陈出新。
在他们的笔下，不再是自然的摹本，而是独立自主的有机整体，它按照本身的内在规律而发展。
亨利·詹姆斯认为，“人类的本性是无限的，真实也有无数的形式。”
因此他主张作家应退出，让书中人物来充当叙述者。叙述者和他的配角们结合起来，就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反映多种形式的真实，这种理论为20世纪西方意识流的发展提供了美学上的依据和创作动机。
意识流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早，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有大批中国留学生留学日本，恰好那个时候西方的意识流流入日本。
这些人便把对于西方文学和意识流的理解和认知带回了中国。
但在建国之后，我国提倡社会主义文学，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以引进古典文学、革命的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为主，重点介绍苏联文学和弱小国家的文学，如越南文学、朝鲜文学等。
对属于西方现代派的文学分类十分排斥，到了六十年代以后抨击和批判更加严重，作为现代派文学中的重要流派“意识流文学”自然不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