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这条路子上，阿拉伯人是比较奔放的，因为他们公然解剖人体，获取知识，这就比较那啥了。
在中国古代，或许也有人做这类事。但往往社会压力极大，不得不偷偷摸摸，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以至于到了清代，医师们仍然痛感解剖知识的贵乏。
邵树德不知道阿拉伯社会对这种事的容忍程度如何，大概是比较宽容的。因为在一百年后，有位叫依本·西拿或者阿维森纳的布哈拉人，就整理前人资料，推陈出新，写了本《医典》，内容涵盖解剖学、外科学、药学等方面，非常大胆。
其实，在这一时期，阿拉伯、波斯的医学还是有可观之处的。他们提出了不少概念，为后世所引用。比如，糖浆（Syrup）、苏打（Soda）水等词汇，就源自阿拉伯语。
他们与中医一样，非常喜欢用软膏、搽剂，两国医学颇有可通之处。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秦鸣鹤用景教刺络放血术给唐高宗治疗风眩。
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治疗白内障，就是请擅长此道的婆罗门僧人。
而阿维森纳的《医典》中，也收录了17种中国药物。
闭门造车，水平越造越差，还是需要交流。
第二本是有关乐器乐谱的。
邵树德露怯了，看不太懂。他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实在有点差，不过没关系，交给专业人士就行。
第三本是天文方面的。
他看了看，有点离谱，居然是地心说。
这本书应该不是阿拉伯人写的，而是他们翻译了古希腊的相关学说后，自己进行阐发，写的一本书。
地心说当然是错误的。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你怎么证明它是错误的呢？是不是需要天文望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