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半截眉骑着自行车离开，林朝阳也骑上自行车一路往东拐了两个弯，来到棉花胡同。
进了院子，他先将刚才收的东西放好。然后熟练的点着了正屋里的土锅炉，等炉膛内的火势旺了起来，他出门上了公交车往火车站去，林二春老两口今天中午的火车到燕京。
在火车站前等了一个多小时，林朝阳接到了提着大包小包的林二春夫妻俩。
“又拿这么多东西干嘛，我们这边什么都不缺。”
“不拿放家里一冬天不也放坏了吗？拿点东西就你话多。”
林二春语气不耐，他本来都不打算来燕京了，奈何林朝阳一封又一封信的催。
“你看你这个态度，让你来燕京是来享福的，又不是来遭罪的，别想着地里那点事了。”
1978年的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的一個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个农民相聚在茅草屋中，写下一纸字据。
字据写道：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然后他们以慷慨就义般的勇气在字据上按下17个红手印和3个印章，代表全队20户人家。
在1978年，这个举动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
次年，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全队粮食总产量达到了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充分体现了分田到户的优越性。
很快，小岗村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便传到了省里一把手的耳朵里，并且获得了高度认可，被官方媒体广泛传播。
但决定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尽管有小岗村的成功案例在前，这两年国内关于是否要分田到户始终没有定论。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这个可能影响中国未来改革发展走势的决定都是慎之又慎。
直到今年下半年，积蓄了两年之久的风似乎一下子猛烈了起来，各种媒体上关于“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讨论甚嚣尘上，民间的反响也极为热烈，多个地方大员也在官方媒体上公开发声支持改革。
这一切都在预示着，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农村改革似乎迎来了开花结果的命运。
最近这一年，关于分田的消息传的沸沸扬扬，地处偏僻的小杨屯也被这股风刮的飘飘摇摇，社员们根本无心劳动，见天儿的研究着分田的事。
林二春当了快二十年的生产队长，自然是不希望发生这种变化，可在这种国家大事中他又能做得了什么呢？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啊。
当了快二十年的队长，林二春第一次产生这种深深的无力感。
好不容易把今年的秋收熬完了，也不知道明年开春是个什么章程，偏偏林朝阳这个时候催着他回燕京，林二春自然放心不下小杨屯的事，心烦意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