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晃已经来到了一月下旬，按照农历来算，已经是腊月二十了，转眼《梵高之死》在《当代》发表已有半个多月时间。
作为从季刊改版为双月刊的第一期刊物，1981年开年这一期《当代》受到了编辑部所有人以及人文社领导层的重视。
刊物改版，每期即便是同样的销量，那带给人文社的码洋也是多了一半的。
这天上午，社里的编前会刚刚开完，卫君怡叫住了覃朝阳。
“纸的事解决了没有？”
“已经解决好了，昨天印刷厂那边已经开印了。”覃朝阳说。
卫君怡颔首道：“那就好。”
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印刷用纸的产量有限一直是困扰我国出版行业的一大难题。
赶上这几年国内的文化产业大发展，印刷用纸每年的增量都要跨一个大台阶，很多出版社经常会面临纸张短缺的问题。
人文社虽贵为国家级出版社，一样免不了遇到这样的问题。
81年第一期《当代》自上市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追捧，销量再次创下了新高。
仅仅十二天的功夫，首印的35万份杂志便一销而空。
这样恐怖的速度完全出乎了《当代》编辑部的预料，之前林朝阳的《赖子的夏天》发表，将《当代》的销量一举从13万份抬高到53万份，编辑部的人觉得已经很夸张了。
可是现在，新一期《当代》在上市仅仅十二天，35万份就售罄，这是个什么概念？
之前最高的销量是三個月卖了53万份，现在十二天卖了35万份，按照这个速度，这一期《当代》的销量岂不是奔着百万份去了？
这样剧烈的销量变化让《当代》全体编辑都陷入了巨大的幸福之中，但却也带来了幸福的烦恼。
因为印刷纸张的供应紧张，所以不管是图书还是刊物都是有印刷用纸定额的，超过了定额就得打申请。
按照编辑部的预估，改版后第一期《当代》的销量恐怕要放一个大卫星，用纸需求大增，覃朝阳立刻便将这个问题反应到了社里。
本来《当代》自从创刊以来销量一直稳中有升，用纸增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