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义见他这个表情，心里明白了，看来林朝阳对于文学界的争论和风向确实不太了解。
果然是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崔道义摇了摇头，给林朝阳讲起了他所了解的情况。
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情况也确实如大家所想的，风气变得越来越开放，不少文艺界的重量级人士也在期间陆续回归。
但任何风气的转变都不是一下子的，在各持己见的争论之中，文艺界逐渐诞生出了两个派别：惜春派和偏佐派。
惜春派主要以周、茅、巴、章、冯、陈等作家为代表，偏佐派则以王、林、刘、丁、贺等作家为代表。
双方针对嗡嗡嗡结束后的文学创作是否应该真实地暴露和反映中国当代社会伤痕与现实以及是否应该恢复“十七年”主流文学的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1978年1月，刘昕武的《班主任》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让惜春派在与偏佐派的争论中占据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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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伤痕》发表，“伤痕文学”的名字不胫而走，《牧马人》又紧随其后，赢得了国内无数读者的眼泪和心。
惜春派迅速在舆论场取得了争论的话语权，并把这股优势不断向文学界以及读者群体扩大。
相比以“文”见长的惜春派，偏佐派身上的“官”气更重，他们不主张一味暴露伤痕，对于伤痕文学作品的出现不断施加政治压力。
但奈何民意汹汹，普通百姓当中深受嗡嗡嗡之害的人大有人在，伤痕文学的出现便是他们宣泄的出口，民意如同冲破了堤坝的洪水，又如何是人力能够堵的住的？
可以说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双方的争论当中，惜春派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地位。
但就在今年，偏左派趁着上头会议精神的东风，发起了对惜春派的总攻。
随着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电影剧本《女贼》和《歌德与缺德》等文艺作品的出现，这种争论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偏偏就在此时，林朝阳在《十月》上发表了《伤痕文学的必然兴起与衰落》，注定是给这场空前激烈的大争论来了一次火上浇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