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关注带来的压力，表现到极限，就是黄强民都没空来四楼的刑科中队晃悠了，反而是办公楼的一楼和二楼，时不时的传来黄强民的“讲话声”。
“找不到就不要回来见我！”
“继续审啊，问我干什么？口供要随时核实啊！”
“都是板上钉钉要进监狱的了，还给我倔强什么？倔强有用吗？”
黄强民最生气的，就是三個光头抢劫犯明明已经完蛋了，可还是不愿意乖乖交代。
这种情况，在基层警局，总给人一种未尽全功的感觉。
就是熟悉的记者，端着照相机拍照，放下照相机也说：“我记得以前采访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彻底交代以后，痛哭流涕的很好看的，咱们要不要拍一组这种悔过的照片……”
黄强民知道记者想要什么，就是想要那种影视剧里面，到了最末尾阶段，承认错误并悔过的场景。
毕竟，社会教育意义要从反省开始嘛。
但就眼前几个油盐不进的滚刀肉，黄强民无奈道：“是因为难得遇到这种情况的，所以才被采访了。正常的罪犯，一般还是会各种辩解，不愿意承认罪行的。”
“那今天这几个人能承认罪行吗？”记者追问，并不满意于刑警大队长的回答。
黄强民摇头，又道：“还不知道呢。这次请你们，是因为销赃案本身就不小了，规模挺大，涉及到全国多个省份，现案和积案的数量不会少。值得报道的。”
“您说行就行。”记者一副听从指示的样子。
黄强民只能勉强笑一笑，他甚至感觉记者脸上是不是有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