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州里面，银州百姓负担应该是最重的，因为户均人口只有3.2人，绥州是5.96人，夏州是5.53人。究其原因，还是大量巢众编户，刚刚娶妻，户口太少。国朝收税是按户收取的，因此负担较重，若不是该州数千巢众跟随出征宥州，一人得了四头羊的话，日子怕是要很难过。
值得一提的是，国朝实行的是量出为入的财税政策，即估算需要花多少钱，然后设定一个目标值，依照这个值来收取赋税。天下诸镇基本也是这个路数，去年打了两场仗，缴获实在太多，邵树德便没收太重的税，让百姓大大地喘了口气，不再处于严重饥饿状态了，甚至还有余力买牲畜回去饲养。
之所以如此作为，是因为此时的税收体系非常粗陋。没有互联网，没有大数据，基本就是军头想要多少，然后幕府大致估算下各州的富裕程度，定个数额，各州再层层摊派下去。过程怎么样，军头不管，他只要钱。
邵树德怕收得狠了，会逼死那些家里丁口少、田亩少的百姓。毕竟国朝的官制是有很大缺陷的，官吏数量也太少，与宋朝那发达的官僚体系和庞大的规模完全不好比，收税太依赖地方了。
特别是藩镇割据以后，州县官职被幕府大量占用，几乎处于停摆状态，但幕府才几个人？军头们收税，可不就只能依靠武力，向地方摊派么？这个过程，必然是不平均的，地方乡绅、宗族上下其手，一个不好，就会逼死不少人，或者逼着他们流亡，税基流失。
夏、绥、银三州，是自己的根基，要小心呵护，不能涸泽而渔。这几年间，三州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有关中移民、有军士家属、有草原妇孺俘虏、有编户齐民的党项小部落、有外州陆陆续续迁过来的人，三州十二县的户口黄册大体上还是靠谱的，毕竟都是新录入的户口，隐户其实很少。也正因为如此，收税效率其实已经不低了，不可再过多压榨。
三州十二县共计收得两税粮豆61.22万斛、绢14.42万匹、钱2.82万缗。此外，还有今年刚刚有起色的贸易榷税近六千缗，军属农场收租18.22万斛，卖军马收入折合钱约9.8万缗。
这个正税（不算杂捐），其实是低于此时全国平均水平的。如果按照夏绥粮价折合成钱的话，户均八缗有余，而建中元年全国平均就已经十余缗了，此时过去百年，只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