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头严令之下，地方上也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雷厉风行地查出早就盯上的各处私酿，或收编或捣毁。一时间邺城及各郡县周围的大酿造坊都清扫一空，随之而来的，是酒肆重新开张，但摆上案几的，都是打上了官府专卖标示的新酒。
对此，参与了私酒酿造贩卖，现在又被抄家的贵族、豪长、官吏，投机商人们自然叫苦不堪，可酒水的消费者们对此还是持欢迎态度的。虽然官府专卖的酒比起私酿贵了一些，可胜在质量，尤其是那些外界不知其制法的烈酒、清酒，更能卖出天价。
这些酒榷收入对于入不敷出的赵国财政而言，犹如一剂强心针。酒榷政策实行后，仅仅是通过酿酒销售，太府即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如果再加上高额的酿造利润——官府的作坊每生产一千钟酿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万钱的盈利，其收入无疑是一笔很大的数字，确实能够解决财政上的匮乏。
二三月份时，在“寓禁于征”里尝到了甜头的赵国太府，又连续出台了几项专卖政策。
首先是重申了赵国币制，以黄金和五铢钱为唯二指定流通货币，废弃刀币、布币等币种，严禁郡县和民间铸钱。这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私铸铜钱、币制混乱的问题，稳定了市场和流通。更重要的是，自此以后，不但是赵国九郡，连鲁、卫也被剥夺了铸币的权力，转由太府下辖的“邺城三官”（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赵无恤这是狠下心来要狠狠吃一笔铸币税了！
与之同时进行的，便是更加霸道的改革：盐铁专营。
“盐专营”，即赵国官府明确规定不论是太原的大卤泽、河东的安邑池，乃至于各地煮出来的土盐，统统属于国有，贩卖私盐乃是死罪！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交付郡县的均输官、平准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其实食盐由国家专营，并非是秦汉才有的东西，而是管仲的创举。
按照管仲“官山海”的理论，计然给赵无恤算了笔账：“一个具有千乘兵车的大国，100万的总人口，每人每月征收3钱，一个月也就300万钱；但只要每升盐加价1钱，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每月即可多得300万钱，已等于每月3钱高额丁税带来的收入，就算打个折换算成粮食，也是一笔了不得的数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