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这项法令以微弱的优势得以通过，当时隐藏在厅堂帷幕后的赵无恤也松了口气。
虽说他将立法权给了大理寺，让大夫和律吏们自己撕逼，但一些他志在必得的条款若受到阻碍，赵无恤是会用铁腕强行通过的。
新生儿一般的法律系统，虽然被赵无恤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大理的地位仅次于他的“大宰”董安于，“家司马”邮无正，以及“治粟内史”计然。但实际上，法律体系和其他职位一样，依然匍匐在君主的羽翼下，是君权的陪衬，并不能凌驾其上。
赵无恤的开明，建立在绝对专制的基础上，可以勉强称之为“开明专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放弃“君权神授”。
好在律令顺利通过，他不必亲自出手，破坏这个众大夫玩的不亦乐乎的游戏规则。
之所以对此如此重视，是因为赵无恤来自后世，对那个时代污浊的空气，肮脏的河流，被沙暴侵吞的北方，浓郁的雾霭印象深刻。回到春秋后，在惊喜于此时自然环境的优越繁荣的同时，也震惊于一些城市令人发指的肮脏。
比如故绛，它曾经是晋国的政治中心，晋侯与六卿居住在此，接纳诸国使节。然而这也是座规划很失败的城市，宫室还好些，但居民区和市肆则显得脏乱无比，狭窄的街道与小巷犹如迷宫一般，人声鼎沸，城市里弥漫着因垃圾堆积过多而散发的恶臭味，甚至在城墙外都能闻得到。
甚至，走在黄土路的街上，除了吃灰土外，还可能踩到粪便……数万人的城池拥挤不堪，吃喝拉撒都在这一亩三分地解决，若是排污沟渠规划不好，那简直是一场噩梦！
当然，进沟渠的也并不仅仅是粪便，死尸、垃圾、生活污水，应有尽有，久而久之自然淤塞，晋国之所以被迫从故绛迁到新绛，不但是因为地缘和航运的关系，还因为这里实在有点呆不下去了。
韩厥就无奈地说：“绛都地狭人众，加以岁久壅底，垫隘秽恶，聚而不泄，则水多咸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