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是赵国的法律机构，得名于曾经担任过“理官”的嬴姓祖先皋陶，他是赵国在维持礼制的同时，大力提倡“法治”的传统依据。担任大理的是郑国人邓析，又被称为“大理寺卿”，他每天过手的案子数以十计，其下属的各片区理官更是要负责数不清的诉讼小案，计然又不负责法律，岂能知道赵侯说的是哪一件案子？
却听赵无恤说道：“计相应当记得，因为天灾人祸，国内粮食吃紧的缘故，寡人在去年出台了一项法规，效仿夏禹和周公旦，除了官方宴飨外，严禁国内酿酒、卖酒……”
中国的酒传说源远流长，有说是黄帝时期的杜康所酿造，此说太过久远无从考证。到了夏代，相传大禹之时，有匠人仪狄造酒，作为贡品献上，夏禹品尝后感觉此物滋味十分美妙，便当成水一般一口接着一口地喝，不知不觉喝醉了。等他清醒后却勃然变色，让人将所有的酒都扔掉，并预言道：“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果不其然，后世夏桀、商纣的亡国灭邦都与酒精有脱不开的关系。或许是太过迷醉昏聩，或许是长期浸泡在青铜酒器里的绿酒包含了大量重金属，让他们的身体垮掉，精神也陷入了癫狂。
总之酒这东西，少饮能让人愉快，但是心中的欲壑一开，便万难填充，古人开始意识到，对这种东西，必须加以遏止。
于是殷周革命之际，周公旦就在《尚书·酒诰》中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禁酒令。周公反感商纣王时期那种“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的颓废社会风气，有鉴于其亡国的教训，规定民间无故不得“群饮”，违者则“尽执拘”，平时则只许在特定礼仪场合，在遵守饮酒之德的情况才可畅饮。
这条诰令虽然没多久就废弃了，但其精神不断得到重申。进入春秋之后，诸侯国也时常有禁酒之事，不过除了避免群饮乱德，酒醉误事外，更多还是由于实用性的目的：节约粮食。
先秦时期，中国果酒不太发达，酒一般而言都是用五谷酿造，需要消耗大批粮食，而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会使粮食大幅歉收，这就常常出现民间饭都吃不上了，贵族却还在大肆酿酒饮乐的情形。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无疑是赵无恤不想看到的，于是去年，他下令国内不许造酒贩酒，并让邓析出台法令：“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钱三百”！
赵国在还没建立前，已经俨然进入了一个“禁酒时代”。